周六上午的旺角花墟，潮濕悶熱，水桶中的鮮花爭妍鬥麗，行人道上人潮不絕。表面看來，生意似乎風光依舊，但若細心觀察，不難發現背後的暗湧。過去一束能賣五百至七百港元的花束，如今僅能以三百至四百港元成交——價格較去年同期下跌最少兩成。花檔檔主坦言，這個折讓並非自願，而是基於一個簡單而殘酷的現實：若不降價，整單生意便會拱手讓人——對手遠在十八公里外的深圳，隔著一條香港顧客如今視若無物的邊界。
一道日益模糊的邊界
「生意每年跌一點，但一年年累積下來，就是一大截。」花墟一家花店的店員如此形容。這種無聲的算術——每年小幅流失，逐步演變成生存危機——正是2026年香港花卉業的寫照。業界人士和分析師指出，這不僅是單一行業的困境，更預示著任何規模細小、依賴人手、利潤微薄的香港生意，一旦與內地龐大而廉價的供應鏈為鄰，將面臨怎樣的考驗。
十八公里的價格鴻溝
深圳的鮮花批發市場，依靠雲南龐大的切花產區供貨——這個產區如今供應亞洲市場大部分玫瑰、康乃馨和百合。一束基本花束在深圳約售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幣（約二百二十至四百四十港元），而同等品質的花材在香港的進貨成本明顯較高。以玫瑰或蘭花為主的高級花束，兩地的差價更為懸殊。
過去，這個差價的影響有限，因北上購花需專程過關、逐檔比對，再攜花束乘地鐵回家，過程耗時費力。然而，這道「麻煩」如今幾乎消失。一批新興的小型經營者應運而生，提供非正式的代購與跑腿服務。這些服務在微信和Instagram上廣泛宣傳，主打即日人手攜帶，由深圳華強北、東門花市直送香港地址，運費僅需五十五至一百六十五港元。有跑腿甚至表示，會親身攜花束穿過深圳灣或羅湖口岸，出發前先拍照核實花材新鮮，數小時內送抵港鐵站交收。這批跑腿沒有香港花店牌照，無需繳付香港商鋪租金，甚至連店面也不需要——只需一個微信帳號、深圳批發商的人脈，以及一位願意跨境奔波的跑腿。
一場熟悉的零售危機
花店東主堅稱，他們的困境並非孤例。這是香港零售業自2023年與內地全面通關以來，一場更廣泛結構重整的縮影。餐廳成批結業，同一條街上數間店鋪接連關門；餅店、髮廊、精品店亦步其後塵。德勤中國的零售業分析師形容，香港正進入一段「結構性」而非單純週期性的波動期——利潤壓力並非一時淡季，而是新常態。
兩股力量同時發揮作用。香港自身成本高昂——商鋪租金、人工、易腐貨品的進口成本居高不下；同時，港元與美元掛鈎，令以人民幣計價的內地價格在港人眼中日益便宜。疫情後，香港居民北上人次達數千萬，這些旅程已不再是新鮮感驅動的outing，而是日常任務——一併處理買花、買芝士蛋糕、剪髮等項目。
鮮花行業在這次轉變中尤為脆弱。與餐廳一頓飯不同，花束可預先製作，兩小時內人手帶過境仍保持新鮮。與電子產品或衣服不同，鮮花不需要保養、試穿或正規零售商品質保證——一張微信實物照片已足以讓大部分買家放心。並且，買花的場合往往是行事曆上的固定日子：母親節、情人節、畢業禮、農曆新年。這種「不能等」的規律性，令跨境跑腿有利可圖，也令本地花店輸得格外痛心。
前線花店的生存策略
在花園街一間經營二十年的家族花店裡，盤算變得殘酷而簡單。鮮花需提前數天訂購，又要在數天內售出；旺角地舖的租金每月數萬港元；每逢購花旺季，總迎來一波更便宜內地貨源的廣告推送。
這間花店的應對策略是專攻微信跑腿難以複製的服務：即日設計、按客戶要求的複雜花藝、一小時內送達，以及轉向企業客戶、婚禮和喪禮花圈。這些場合的買家傾向選擇有牌照、可追責、信得過的店家，而非最便宜的貨源。這策略類似獨立書店對抗網購、或裁縫對抗快時尚的求生之道：從商品化市場撤退，轉向需要真人親身在場的服務。
這種撤退能否持續仍是未知數。設計服務和即日送達利潤較高，但需更多熟練人手——在香港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背景下，聘用熟練花藝師所費不菲。業內資深人士指出，每有一間花店成功轉型為高端設計生意，就有更多間捱不到轉型完成便結業：租約到期、老闆年紀漸長退休，家中無人願意接手一門經濟結構已逆轉的生意。
內地暫時買不走的空間
深圳的替代作用並非無邊無際。未來能生存下來的花店，很可能正是看清這個界限所在的人。人手帶過境的深圳花束適合固定日子的禮物，但要應付婚禮現場搭建的花藝裝置、喪事發生後數小時內送達的花圈、或按合約每週更換的企業大堂花藝——這些範疇仍講究鄰近、可靠與可追責，這是任何跑腿收費結構都無法複製的溢價。
香港花卉展覽每年春天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，吸引數十萬人次入場，正是行業「雙重現實」的縮影：公眾對鮮花的興趣依舊強烈，但消費正轉向活動、視覺盛宴與設計，遠離最簡單的花束買賣交易——正是內地競爭衝擊最狠的一環。
目前，儘管持牌花店不斷投訴無牌經營者毋須負擔同等租金、稅項或監管成本，香港政府仍未就規管跨境跑腿生意有所行動。真正重塑行業的，並非政策漏洞，而是一個匯率掛鈎機制、一段三十分鐘的火車車程，以及一整代顧客——對他們而言，深圳早已不是外地，而是一間更大商場裡比較便宜的那條走廊。